2010年初，中国与东盟10国将享受到“零关税”带来的便利与实惠。与此同时，东亚乃至亚洲一体化的进程也因为自贸区的建成而得以加快。
地图上，东南亚海陆岛礁的分布形状很像汉字的“遇”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翟崑亦发现了这一奇特的形状。他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可以用“遇”字来概括。这样的相遇是一次愉快相识。
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形象地将中国和东盟比作是生活在一个森林里的大象和小鹿。东盟这头可爱的小鹿要学会同中国大象共舞。
8月15日中国和东盟在曼谷签署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FTA）《投资协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真正实现了“共舞”，经过20年的历练，中国 —东盟自贸区将于2010年初如期全面建成，一个拥有世界上消费者最多和覆盖面积最大的经济一体化大市场呼之欲出。届时，中国与东盟各国间93％的进出口产品将实现“零关税”。
这个“零”来之不易。
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东盟原本是一个对华持敌视态度的地区，随着冷战的结束，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调整外交政策，开始了和东盟的全面合作。 1991年7月，时任中国外长的钱其琛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这是中国首次同东盟组织进行正式接触。此后，中国外长每年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
“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常务秘书长许宁宁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着重指出，“当时东南亚国家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展现出了负责任的态度，顶住了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赢得了东盟的好感和信任。”
许宁宁说，如果人民币像日元那样大幅贬值，对中国的出口是有利的，但会对东盟国家的出口构成严重影响，“中国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在关键时刻，拉了东盟一把，这使东盟国家转变了对中国的既往看法。”
另一个大背景也促使东盟向中国靠近。中国加入WTO时间的临近，让东盟国家看到了未来的一个新兴大市场，但同时也担心到时资本会大量流入中国，而冷落东盟。“中国看到他们的忧虑，于是主动提出和东盟合作，避免以后外来资本选择谁的问题。”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张蕴岭曾经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前期可行性调研工作。据他介绍，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赞同。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中国和10个东盟成员国宣布了将在未来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中国做好巨额逆差准备
还有一个小插曲，可见中国的决心和诚意。2001年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宣布将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媒体记者站起来提出疑问，并说“10年内不可能建成”，朱镕基的回答是“也许只需要5年”。据许宁宁透露，当时朱镕基还对中方人员说，我们要做好2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准备。
计划宣布之后，东盟仍有担心，害怕开放市场后，中国产品大量进入令自己被动。为打消东盟的疑虑，中国在2004年启动了“早期收获计划”：即在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之前，先期给予东盟国家一些现实的贸易利益，不对等地开放农产品贸易，使东盟国家感到与中国建立紧密经济关系以及开放市场大有裨益。启动早期收获计划后的2004年，双边贸易即突破1000亿美元目标。
“也就是先给东盟一点甜头，让他们觉得和中国合作大有好处。”张蕴岭评论说。
其后的谈判也在曲曲折折中向前。“不是太顺利，例如在货物贸易谈判时，涉及到各自国家国计民生的敏感产品，大家都要保护，”张蕴岭说，“因此很多外国人批评说，这是不完全、不正规的协议。但这是发展中国家在遵守WTO规则下的创造，应当理解。”
东盟和中国合作之后，受惠颇多。许宁宁多年来奔走于东盟各国之间，深深感受到东盟的变化。
“东盟感觉良好，中国和它搞了‘10+1’后，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日本、韩国也跟上来和它搞‘10+1’，这使东盟成员国意识到，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许宁宁称，“东盟的凝聚力得到增强。”
此外，东盟一体化进程也得以加快。据许宁宁介绍，东盟10个成员国，差别很大，在很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是和中、日、韩等国合作后，他们自己意识到，必须尽快弥合内部差距，达成共识。于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富国照顾穷国。”
张蕴岭说，从1968年到现在，东盟摸索出了合作发展的东盟模式，“很聪明，东盟本身没什么资源，现在通过‘10+1’、‘10+3’、‘10+6’从外部获得资源。”
但张蕴岭认为，东盟变不成欧盟，“这么多年来，东盟的确是一直往前走，由一个对抗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协调发展的地区，现在则变成了具备一定管理功能的地区，不容易。但东盟很难变成欧盟。这个地区差别太大，还有不少矛盾，不可能做到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管理。”
“发展中国家的自贸区同发达国家相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略高一级。”社科院亚太所东盟问题专家王玉主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落成，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东盟各国自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自贸区的扩建进程，在多年自由贸易实践的基础上，加之各国市场自身的发展诉求，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水到渠成。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双边政治上互信的增强。迄今为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边界、领土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从缅甸到老挝到越南，长达4062公里的边界问题全解决了。紧接着又解决了中国与越南的海上划界。2002年又与东盟国家签署了不使用武力解决纠纷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2008年岁末，中国政府宣布任命资深外交官薛捍勤为首任驻东盟大使，中国和东盟关系又一次升级。
谁来主导东亚一体化
随着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10+1”自贸区的陆续建成，以及中日、韩3国自贸区的谈判启动，东亚一体化进程走上轨道。
目前，无论是在“10+1”，还是“10+3”以及“10+6”中，东盟都强调其主导权。“中国对此是支持的，但日本态度微妙，”许宁宁说，“东盟—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曾对我说，应该由日中两国来主导，并且认为目前是中国在背后操纵东盟。”
张蕴岭介绍说，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于1977年8月出席第二次东盟正式首脑会议，并与东盟进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首脑会谈。当时，福田首相发表演说提出日本与东盟建立伙伴关系，后被称之为“福田主义”。此后，日本就开始加深了和东盟的合作关系。“日本在东南亚经营多年，一直以来是对东盟影响最大的亚洲国家，现在中国和东盟的合作越来越深入，对东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日本当然不愿意看到其地位被中国取代。”
由此，张蕴岭对东亚一体化的前景感到有些忧虑，“如何实现从‘10＋3’向‘东亚’机制过渡也是一个难题。从目前的情况看，东盟对这种转变并不太热心。东盟显然担心转变到‘东亚’会削弱其主导权，‘大权旁落’。同时，即便过渡到‘东亚’机制，也有一个‘领导者’的问题。中日都是这个地区的大国，然而，其中任何一方起领导作用都难以被对方接受。没有中日之间的真正合作，东亚地区合作，包括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就不可能成功。”
不过张蕴岭说，有人提出，东亚合作进程需要摆脱传统的领导者观念，要根据东亚的实际情况确立“功能或领域领导”的方式，“这可能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另外，近几年印度崛起也给东亚一体化增加变数，“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东亚一体化把印度排除在外也不可能，将来得考虑把印度纳入进来，那就不是东亚、而是整个亚洲一体化的问题了。”
